中国西部地区近20年肝棘球蚴病的贝叶斯单臂meta分析北大核心CSCD

目的系统评价中国西部地区近20年肝棘球蚴病的流行情况。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VIP、WanFang Data和CNKI数据库,搜集中国西部地区肝棘球蚴病发生情况的横断面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1年12月。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R软件(4.1.2)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40个研究,调查人群798982人。贝叶斯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西部6省被调查流行病区肝棘球蚴病的总发病率为3.31%(95%HPD:2.34%~4.53%)。甘肃流行病区合并的总发病率为1.51%(95%HPD:0.14%~5.48%);宁夏流行病区合并的总发病率为4.43%(95%HPD:1.22%~11.17%);新疆流行病区合并的总发病率为4.04%(95%HPD:0.09~25.40%);青海流行病区合并的总发病率为3.46%(95%HPD:2.23%~5.11%);四川流行病区合并的总发病率为7.25%(95%HPD:3.15%~14.03%);西藏流行病区合并的总发病率为0.97%(95%HPD:0.72%~1.26%)。结论近20年来我国西部地区肝棘球蚴病的流行和职业、地理位置、性别、民族等因素相关联,需要根据疾病的特点对重点人群做好疾病的预防教育、宣传和诊疗工作。     

血小板相关参数与恶性肿瘤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血小板平均容积、血小板分布宽度、血小板压积、大血小板比率等血小板描述指标的检测经济且方便易行,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相关。血小板相关参数不仅在胃癌、甲状腺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而且与这些恶性肿瘤的病理特征、淋巴结转移情况、预后、进展均有一定相关性,这对进一步通过血小板参数协助诊疗恶性肿瘤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并可协助提出新的抗肿瘤治疗思路。     

中医药成分防治肝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研究进展

肝缺血再灌注损伤(HIRI)是肝移植、肝脏切除及休克等疾病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并发症。目前对于HIRI的研究较多,但临床仍缺乏根治性的药物。相关细胞、分子机制及通路、活性氧及氧化应激反应、一氧化氮及线粒体等多种因素介导了HIRI的发生和发展,这不仅导致患者生活质量降低,且危及患者生命安全。在HIRI发生机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总结中医药成分防治HIRI的研究进展,旨在为HIRI的基础实验及临床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高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肺动脉高压TNF-α、组织因子与凝血功能的研究进展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目前是全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肺动脉高压是COPD常见的并发症。目前关于肺动脉高压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缺氧在COPD合并肺动脉高压的发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高原地区环境的低氧会加重呼吸系统疾病。有研究发现在肺动脉高压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导致凝血功能改变的众多因素中,炎症因子可能占主导性作用,本文主要探讨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组织因子在肺动脉高压中的发病机制中与凝血功能之间的作用,为高原地区肺动脉高压的发生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肝细胞癌免疫治疗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发病隐匿,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失去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机会,预后较差。随着临床诊疗的不断进展,中晚期肝细胞癌治疗由过去相对单一、局限的治疗逐渐发展为系统性治疗的新模式。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在临床中的应用日益普及。目前关于免疫治疗联合局部、靶向抗肿瘤治疗的临床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ICI联合靶向治疗已经成为肝细胞癌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主要针对免疫治疗在肝细胞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单核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及预后营养指数对菌阴肺结核的辅助诊断价值

目的 评价单核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MLR）及预后营养指数（PNI）对菌阴肺结核的辅助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2020年5月—2021年4月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疑似菌阴肺结核的患者129例。以最终确诊的菌阴肺结核患者53例作为病例组，非结核性肺部感染患者76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MLR、PNI、白蛋白等相关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MLR、PNI单独及联合检测在诊断菌阴肺结核的诊断效能。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BMI和PCT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病例组CRP、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血沉、FIB及MLR表达量高于对照组（P <0.05），前白蛋白、白蛋白、淋巴细胞及PNI表达量低于对照组（P <0.05）。MLR、PNI及两者联合诊断菌阴肺结核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73、0.859、0.917（P <0.05）。MLR诊断菌阴肺结核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83.02%（95% CI：0.708，0.908）、78.95%（95% CI：0.685，0.866）；PNI诊断菌阴肺结核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90.57%（95% CI：0.798，0.959）、73.68%（95% CI：0.628，0.823）；两者联合检测诊断菌肺结核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84.91%（95% CI：0.730，0.922）、89.47%（95% CI：0.806，0.948）。MLR、PNI联合检测的AUC值大于PNI（P <0.05），但其与ML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MLR、PNI及其联合检测对菌阴肺结核的辅助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且联合诊断价值更高。     

软组织肉瘤化疗耐药机制及治疗的研究进展

骨与软组织肿瘤发病率低,属于罕见肿瘤范畴,目前化疗仍是骨与软组织肉瘤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化疗耐药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近期疗效、远期生存,本文对软组织肉瘤化疗耐药机制及相应的治疗进展作一综述。     

全反式维甲酸与肝脏疾病的关系及其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全反式维甲酸（ATRA）也叫做视黄酸、维生素甲酸,是维生素A主要的生物活性形式,迄今为止ATRA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中的应用已超过20年,并仍为APL治疗的标准方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ATRA被广泛应用于甲状腺癌、肺癌、胃癌、卡波西氏肉瘤、卵巢癌、膀胱癌、神经母细胞瘤,等肿瘤的治疗中,且正逐步延伸至更多肿瘤的分化治疗。ATRA通过与核维甲酸受体（RAR）或维甲类X受体（RXR）结合并作用于维甲酸反应原件（RARE）从而调节基因的表达,在维持细胞稳态、调节细胞周期、信号转导、转录和翻译、调控肿瘤细胞的生长并促使其凋亡等发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肝脏是维生素A代谢的主要场所,相关研究显示,ATRA可通过调控相关蛋白（包括chemerin、信号蛋白Smad2/3、IGFBP-3等）以及遗传物质的表达,广泛参与肝炎、肝纤维化以及肝细胞癌的增殖、侵袭、凋亡等生物学过程。此外,ATRA可通过上调chemerin的表达来促进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进展。肝星状细胞（HSC）也称为窦周细胞,是参与肝纤维化的主要细胞类型,当肝脏受损时,HSC可以转变为激活状态,活化的HSC通过分泌I型胶原蛋白（COL1α1）和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导致肝纤维化,而ATRA的活性形式维生素A可逆转HSC的激活和肝纤维化。一方面,Wnt信号通路通过激活HSC参与肝纤维化的形成,而ATRA可通过诱导RORα磷酸化,抑制Wnt/β-catenin的信号传递从而抑制肝纤维化的发生;另一方面,ATRA通过抑制TGF-β1/Smad信号通路的表达,从而发挥其抗肝纤维化作用。本文从多个途径阐述了ATRA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并诱导其发生凋亡的机理,其中包括ATRA抑制Bcl-2和Bcl-x蛋白的表达从而诱导细胞发生凋亡的一系列过程,或直接充当诱导分化剂,诱导肝癌细胞发生凋亡的过程。此外,ATRA可通过调控相关遗传物质的表达来调节肝癌细胞的增值,其中包括通过抑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和促进维甲酸诱导基因1甲基化来抑制肝细胞癌的增值等。ATRA在肝癌中的应用是近几年才被初步认识的,目前,关于ATRA与肝脏疾病的关系尚无系统的认识,在肝癌中的具体调控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充分认识ATRA与肝脏疾病的关系及其涉及的相关分子机制,可为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纤维化、肝细胞癌等疾病）的临床诊疗提供新的策略和方向。     

青海地区残胃癌患者的临床特征与预后分析

目的:探讨青海地区残胃癌(GS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2018年10月就诊于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胃肠外科、青海省人民医院肿瘤外科的102例GSC患者临床资料。结果:102例GSC患者中,首次疾病为良性者20例(19.6%),首次疾病为恶性者82例(80.4%)。首次术后至GSC发生的时间间隔,首次疾病为良性者为204(108～481)个月,首次疾病为恶性者为38(5～204)个月,前者GSC均发生于首次术后60个月后,后者大多数(84.2%)发生于首次术后60个月以内,且两者在首次手术方式、消化道重建方式的构成比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均P0.05)。首次疾病为良性者GSC主要发生于非吻合口(60.0%),而首次疾病为恶性者主要发生于吻合口(6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02例患者中,行根治性手术11例(10.8%),姑息性手术19例(18.6%),未手术72例(70.6%)。83例获随访1～50个月,全组GSC患者3年总体生存率为25.5%,患者的生存率与首次疾病的良、恶性无关(P=0.086),而与GSC的病理组织分型、有无合并症以及CEA、CA19-9水平有关(均P0.05)。结论:GSC的发生与首次手术方式及首次消化道重建方式有关,不同首次疾病性质患者GSC发生的间隔时间及发生部位不同;GSC预后差,GSC的病理组织分型、合并症及部分肿瘤标志物水平对GSC患者的预后有显著的影响。